小编军施行了在办事处内线应战或依托根据地应战的内线战术,在战略全局上都不具有转入攻略反攻和强攻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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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进大别山是共产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

这一战略行动,恰似一把利剑插进蒋介石反对统治的心脏,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从而扭转了整个战争形势,为夺取全国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至此,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很明确,就是要求刘邓尽早结束内线作战,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尽早渡过黄河,外线出击,挺进中原,以调动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的敌人回援,彻底粉碎敌人重点进攻,将战争由解放区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使全国各地战场转入战略进攻。二、关于刘邓大军实施中央突破,强渡黄河的战略决策在毛泽东以我军的战略进攻打破蒋介石的战略进攻的宏伟计划中,他决定首先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的中原地区。

  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在接见二野战史编写人员时谈到进军大别山前夕的一段往事。他说:“部队过黄河后一下消灭了敌人四个师部、九个半旅,旗开得胜,那气势是很了不起的。过黄河实际上就是开始反攻。但是,反攻深入到什么程度?歼敌九个半旅,这只是一个声势,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进一步行动?我们打电报给军委,说趁势还能够在晋冀鲁豫地区继续歼灭一些敌人,吸引和牵制更多的敌人,形势很好啊。毛主席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上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
  
  “陕北甚为困难”,指的是什么?就战局论,当时陕北我军撤离延安后灵活机动,以少击众,取得了三战三捷的胜利。同时,我军已转战三边,还准备攻打榆林,这种局面怎么能说“甚为困难”呢?其次,“陕北甚为困难”和“直出大别山”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1947年3月,蒋介石对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以代替内战初起时的全面进攻。其中心战略是集中优势兵力,重拳出击,双管齐下,进攻陕北、山东两大解放区。5月4日,西北野战军取得蟠龙大捷,给陕北及全国战局以极大的震动。就在这一天,毛泽东在陕北王家湾发出致刘邓、陈谢、陈粟并彭习电,提出准备派遣刘邓大军南渡黄河的战略构想,这实际上是挺进大别山的最早预案。电报是这样写的:“(刘邓军)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汉,或打汴徐,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时制宜,往来机动,并与陈粟密切配合行动;凡有共同作战之处陈粟军受刘邓指挥。”5月8日,毛泽东致电刘邓,指出:刘邓军6月10日前渡河,向冀鲁豫区与豫皖苏区之敌进击,第二步向中原进击。5月9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刘邓,发出“全党全军首先要面向蒋管区,把战争引向更远的敌后”的号令。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战略意图非常明确,就是要求刘邓大军尽早结束内线作战,渡过黄河,挺进中原,以调动陕北、山东敌人回援,彻底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将战争由解放区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使全国各地战场转入战略反攻。
  
  从战略上讲,黄河是刘邓大军实施战略进攻、挺进中原必须克服的第一道障碍。蒋介石梦想凭借黄河天险,实行所谓的“黄河战略”,阻挡刘邓大军南进,将其主力消灭在黄河以北地区。而刘伯承、邓小平经过认真分析和部署,6月30日夜率部强渡黄河,一举突破被蒋介石吹嘘能抵挡40万大军的“黄河防线”,在鲁西南一带大展手脚,为下一步挺进大别山开辟了通道。通道打开了,但问题是何时挺进大别山?是继续留在鲁西南寻机歼敌,还是下决心不要大后方,直出大别山?毛泽东、刘伯承、邓小平都在思考着。
  
  7月10日、13日,毛泽东两次电告刘邓,要求他们争取在陇海路北多消灭敌人,休整之后,举行陇海作战,“准备向陇海路以南发展”,争取在内线多歼灭敌人,有依托地向外线发展。然而,到了7月下旬,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刘邓大军久战羊山集不下,蒋介石又派重兵分多路向鲁西南增援,形成对刘邓大军的包围之势。在此紧急情况下,7月23日,毛泽东致电刘邓,电报全文八百余字,其中一段尤为精彩:“刘、邓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
  
  7月27日,毛泽东又致电刘邓:“望你们立即集结全军休整补充半个月,执行中央梗(7月23日)电任务”,并提议刘邓大军于8月15日左右挺进大别山,陈谢兵团提早至8月20日渡过黄河,挺进豫西,认为如此则可能取得几个星期的时间在豫西及大别山立住脚跟。收到这封电报后,刘伯承、邓小平正在鲁西南前线指挥作战,故未能及时回电。在指挥所里,他们反复研究这封电报后认为,毛泽东的建议完全正确,但是部队自南渡黄河之后,连续作战,将士极度疲劳,急需休整补充。如果立即直出大别山,部队转入无后方作战,困难确实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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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没有纯粹的军事,军事实际上政治和经济的延续,所以,军事实际上是为政治服务的,军事行动则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从政治上来讲,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后,国共之战一发不可收拾,国民党既腐败,又出师无名,中共哀兵相抗,获得各阶层同情,民心所向,因此,从政治而言,内战仗虽然刚刚开打,已经注定国民党的失败。然而,国民党腐而不朽,要解决问题还得靠军事,而支持军事的却是经济,开战时,中共*无论从人口,还是地盘,经济实力都是无法和国民党相比的,同时,国民党身后还有源源不断的美援,可以说国民党的综合实力在当时是中共不可抗衡的。[

毛泽东;大别山;刘邓;战略;外线;进攻;电报;内线;战争;敌人

揭秘:千里跃进大别山是妙笔还是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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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上述观点跳出了传统定论的束缚,并有大量数据作支撑,应该说是有道理的。刘邓大军如果不去大别山,会不会是更好的战略选择呢?可惜历史不能重来一次,后人只能就其过程和结果来进行考察。那么,毛泽东到底为什么要做出刘邓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决策呢?这就很有必要考察一下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

从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在一年时间里,战争基本上是扭在解放区内打的。对于人民解放军来说,当时的形势是敌强我弱,不得不实行主动的内线作战。这样可以依托老根据地的有利条件,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掩护,有人力补充部队消耗,容易得到粮食供应,伤病员也能得到较好地安置。而且解放军对根据地的地形熟悉,便于诱敌深入后能在运动中伺机歼灭敌人。这样打了一年,共消灭国民党军97个半旅,包括其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极大消耗了国民党军的实力。同时,解放军在连续作战中得到了锻炼,缴获了敌人的很多武器装备,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实力有了很大增强,并完成了从分散游击作战到集中主力实施大兵团作战的转变。上述种种,都为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准备了有利条件。

然而,长期的内线作战也打烂了解放区,造成了对解放区经济的严重破坏。晋冀鲁豫野战军第2纵队司令员陈再道后来回忆说:“前几个月在冀鲁豫地区拉锯式的战斗,打过来,打过去,有些地方,老百姓的耕牛、猪、羊、鸡、鸭几乎全打光了。地里种不上粮食,部队没饭吃,怎么能打仗。当时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绝大部分都用于军费开支。一个战士一年平均要用三千斤小米,包括吃穿用及装具等。野战军、地方军加起来四十多万人,长期下去实在养不起。我们早一点打出去,就可以早一点减轻解放区人民的负担。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的总体战。再强的军队,没饭吃是打不了仗的。”

众所周知,从古至今,打仗实际上就是打钱粮,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撑,是无法将战争进行下去的。上述的晋冀鲁豫解放区情况就已如此严重,经济条件更差的陕甘宁边区则被摧毁成了一片残破。到了1947年,因为战争和天灾,陕甘宁边区内本来就较少的田地基本上都未能得到及时耕种,粮食减产一半以上,所有纺织运输等副业生产全部停顿,至1948年春荒时就有40万人民群众陷入了饥饿状态,已经接近全区剩余总人口的一半。而军队的粮食则来自于老百姓缴纳的公粮,老百姓自己都没地种、没饭吃了,军队还怎么能吃饱肚子打仗呢?即便是经济条件较好的山东解放区,为了支持部队作战,人民群众也承受了极大的负担,仅粮食一项就几乎被征走了总收成的35%,有的地区甚至更多,老百姓的日子快要过不下去了。随着国民党军不断集团推进,山东解放区的面积被日益压缩,大量资源丧失,解放军回旋困难,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后来谈到当时的局面时曾感叹道:“山东的水都快喝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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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人民解放军就要不断发展壮大。然而解放区的经济在战争中遭到了极大破坏,人民群众自身的生存都艰难万分,已无力供养中共庞大的党政军人员。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中共中央不得不发出指示,要求各解放区建立完善的财政制度,厉行节约,精简机关和后方人员,增加生产和财政收入,减轻群众负担,一切为了战争胜利。后来,毛泽东将之概括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口号,向全党全军推广。

更加重要的是,为了总体战的胜利,从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去,获得新的资源供给,并破坏国统区的战争潜力,已经成为战争发展的必然趋势。毛泽东之所以被称为是伟大的战略家,就在于他总是目光如炬,谋划在先,超人一筹,并有极强的实行力。早在战争之初,毛泽东就决心发动外线攻势,扩大解放区,大量歼灭敌人,以迫使蒋介石停止战争。为此他亲自制定了几个战略计划,要求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主力向中原的豫东、徐州地区出击;华中野战军主力出击津浦铁路蚌浦段及其东侧地区;晋察冀野战军、晋绥野战军协同作战,逐一占领平汉、正太、同蒲三条铁路和保定、石门、太原、大同四城;中原军区主力突围后西进鄂西北及豫陕鄂边地区,分散坚持和钳制部分敌人。因为当时国共军队力量悬殊,上述外线攻势或未能实施,或遭到失败。毛泽东不得不逐步将外线作战方针调整为内线作战方针,先立足于内线歼敌,以待时机扭转战局。

经过了第一年作战后,解放军的力量得到了很大增强,转入外线作战的条件已逐步成熟。同时,解放区的经济也难以继续支持战争,客观上要求必须考虑转入外线作战。而进入1947年后,国民党军变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集中力量先攻击陕北和山东解放区,中原防御则缺乏主力部队支撑,有空虚之虞。因此,毛泽东决心抓住有利时机,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据此命令刘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首先南渡黄河,经略中原,与陈毅、粟裕的华东野战军夹津浦铁路密切配合作战,机动歼敌,击破国民党军顾祝同集团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同时命令陈赓、谢富治纵队西进陕北,直接配合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作战,打破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的重点进攻。此时,在毛泽东的战略规划中,刘邓大军南下中原作战是确定了的,但还没有将跃进大别山作为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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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的命令,刘伯承、邓小平组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经过一段时间休整后,于1947年6月30日突然从鲁西南地区强渡黄河,一举突破了国民党军的黄河天险。随后刘邓指挥发起了鲁西南战役,连续作战到7月底,取得大捷,共歼灭国民党军9个半旅5.6万余人,打乱了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部署,支援了陕北和山东战场的作战。在此期间,毛泽东命令陈赓、谢富治纵队不去陕北,而是准备南渡黄河进入豫西,配合陕北和中原战场机动作战。同时,陈毅、粟裕的华东野战军也奉中央命令分成三路,部分跳到外线,寻机歼敌,配合刘邓大军转战。经过这一连串手笔,毛泽东导演的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大戏就此拉开了序幕。

在鲁西南战役中,刘邓所部因为歼击据守羊山集的国民党军整编第66师而啃上了硬骨头,久攻不克。就在双方酣战之时,7月23日,毛泽东电告刘邓:“在目前情况下,为了确保与扩大已经开始取得的主动权,对军事部署建议如下:刘、邓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

要知道,在此之前,毛泽东曾多次指示刘邓,要求他们争取在陇海路以北的内线多歼灭敌人,有依托地向外线发展。现在却突然建议刘邓不要后方,南下直出大别山作战。这不是一个小的战略部署改动,而是关系到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未来生死存亡的大抉择。本来,无论是在冀鲁豫,还是在鲁西南,或是出豫皖苏地区机动歼敌,既能依托老区,又有兄弟部队支援配合,就地展开和得到后方接济都较为容易。而大别山虽是革命老区,但已沦于敌手多年,群众基础已经不好,粮食、弹药、冬衣、人员补充、伤员安置都是问题,能不能建立根据地实是未知之数。且鲁西南战役尚未结束,即使结束,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经连续作战,需要休整,大批伤员、民工和俘虏军官需要送到黄河以北,补充进部队的大量解放战士也需要教育改造,这都要求有一定时间进行消化处理。中央为什么这么急呢?

不久当鲁西南战役全胜结束后,刘邓致电中央,除拥护中央7月23日电报的指示精神外,又陈述了自己的困难,并建议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先在陇海路南北机动作战两个月,争取歼敌7、8个旅后再南下大别山。第二天,毛泽东给刘邓发了一封绝密电报,其中有一段文字深深震动了二人:“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以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这就是说,如果不是陕北战局真困难到了难以支持的地步,毛泽东是不会如此急地想让刘邓迅速出动以调动敌人的。然而毛泽东并没有下死命令,而仍然是建议的口吻,让刘邓自己选择是继续在内线歼敌还是直出大别山。

对此,42年后,邓小平回忆说:“部队过黄河后一下消灭了敌人四个师部、九个半旅,旗开得胜,那气势是很了不起的。过黄河实际上就是开始反攻。但是,反攻深入到什么程度?歼敌九个半旅,这只是一个声势,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进一步行动?我们打电报给军委,说趁势还能够在晋冀鲁豫地区继续歼灭一些敌人,吸引和牵制更多的敌人,形势很好啊。毛主席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上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

毛泽东的密电非是虚言。陕北本来就是贫瘠之地,又经战争反复折腾,当时已是赤地千里,经济全面破产,陕甘宁边区人口死走逃亡已接近一半。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只能得到些黑豆充饥,还经常饿着肚子打仗,连彭德怀本人都虚弱得长年拉稀。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人员冒死转战陕北,日夜与胡宗南部打圈圈。毛泽东在给刘邓的电报中把话说得很重,如果真的不能尽快调动敌人,减轻陕北的压力,那么一旦陕北失败,胡宗南几十万大军就将东调加入中原战场,解放战争形势危矣!当时中共中央仍在陕北,而陕北要是失败了,中央将会如何?这是一个天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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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邓焉能看不懂电文中的意思,他们对全国战局,对鲁西南形势变化进行了反复权衡。当时华东野战军在七月分兵后突然连吃败仗,内外线兵团均遭重创,一时仅能自保,无力调动敌人。而陈赓、谢富治纵队还在山西,且实力不足。能在中原战场足够吸引调动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行动,只有依靠刘邓所部来完成。在这种危急形势下,刘邓执行中央命令不打折扣,有再多的困难,还是毅然扛下了这副重担。7月30日,他们即致电中央,“决心于休整半个月后出动,以适应全局之需。照现在情况,我们当面有十九个旅,至少有十个旅会尾我行动,故我不宜仍在豫皖苏,而以直趋大别山,先与陈谢集团成犄角势,实行宽大机动为宜,准备无后方作战。”刘邓不去豫皖苏,要直出大别山了。虽万千人,吾往矣!

因为进入8月后,鲁西南地区连降暴雨,黄河水位猛涨。国民党军的飞机又天天飞到大堤附近投弹轰炸,黄河大堤有决口的危险。这时四周的国民党军也围拢过来,企图逼迫刘邓大军在黄河以南背水决战。形势危急,刘邓决定不与敌人恋战,不再休整半月,抓紧时间南进,越快越好。8月7日,刘邓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4个主力纵队分三路南下,直奔大别山。

为了配合刘邓部南下,毛泽东又调整了部署,命令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主力7个纵队组成西兵团,在鲁西南地区掩护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然后挺进豫皖苏地区,在外线机动歼敌,逐步将鲁西南、豫皖苏两区创造成有利战场及支援刘邓的后方。华东野战军另外3个纵队组成东兵团,在许世友、谭震林指挥下担任保卫胶东解放区和钳制山东战场国民党军的任务。陈赓、谢富治纵队经加强力量组成陈谢集团并归刘邓指挥后,南渡黄河挺进豫西,放手发展,机动作战,东可配合刘邓、陈粟,西可配合陕北战场作战。这样,经毛泽东的一流规划后,除华北军区部队外,关内战场的其余各部人民解放军已组成了五大战略集团: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在陕北拖住胡宗南集团,许世友、谭震林的华野东兵团在山东拖住范汉杰集团,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则于中央突破,挺进中原,威逼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及和南京、武汉等重镇。如此,全国性的战略反攻布局已成,人民解放军要彻底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从根本上扭转战局。

在关键的中原地区,毛泽东对成品字形挺进的三路大军寄寓了厚望。其中尤其是担负着最艰巨任务的刘邓大军。对于刘邓所部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毛泽东在8月6日给刘邓的电报中做了预测:“我两路南出后,合肥、安庆、鄂东、汉口、平汉沿线汉水流域及南阳、潼关、洛阳等地均须守备,而要守备这许多地方,非有几十个旅不可。敌在山东、鲁西、陕北之机动部队共有四十五个旅,守备兵力则有九十六个旅。为要抽出几十个旅守备长江、汉水、平汉各地,不但有大减陇海线及其以北各地守备兵力之可能,且有将机动兵力一部改为守备兵力之可能。如此,则全局可能起变化。只有在我南出兵团不能大量歼敌,因而不能立足,被迫缩回之情况下,就只能起临时调动敌人之作用,不能起变化全局之作用,且需付以较大伤亡、减员之代价。此种代价,无论起何种作用均须准备付出,但如能取得变化全局之作用,则付出此种代价更加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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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得非常明白了。之所以要刘邓部千里跃进大别山,既是早已有所构思的外线战略反攻,又是被陕北、山东战场危局所逼出来的。只要能调动陕北、山东战场的国民党军回援,减轻两解放区压力,哪怕仅是临时调动了敌人,也是迫切需要的。为此而付出一定的代价,是值得的。毛泽东站在全局的高度上设下了一个巨大的战略赌局,他在赌人民解放军终于能够打到外线并在中原立住脚,迫使国民党军不得不改重点进攻为重点守备,从而扭转战局,从根本上变战略防御为战略进攻,直至与国民党军进行决战。

经过了上述考察,我们就能知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刘邓大军既然已南渡黄河开始转入外线作战,也就没有半途而归的道理。鲁西南战役结束没几天,就面临了背水而战的危机。此时最保险的就是先去豫皖苏展开,但因华野刚遭重创,战斗力大减,亟待休整,两军联手大量歼敌的机会不大,刘邓部仍有可能在南下时遭到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即如此,索性拉开战略空间,越过豫皖苏,直入大别山,即使遭到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仍会对国民党政权腹心地区造成重大威胁,有可能调动部分敌人主力回援,从而减轻陕北、山东战场的压力,给兄弟部队寻机展开歼敌的有利战机。而国民党军在大别山地区兵力空虚,刘邓大军容易先敌展开,迅速建立根据地。一旦在大别山站住脚,则外线作战的趋势便已形成,敌人腹心压力加大,不回兵都不可能了,有利于晋冀鲁豫、陕北、山东各解放区逐步度过难关。后来的历史证明,陈谢集团向南挺进后,胡宗南不得不抽调2个整编军拱卫西安,增援豫西,从而减轻了陕北战场的压力。而刘邓大军更是吸引了国民党军战略机动部队达33个旅,割裂了其在中原的部署,减轻了山东战场的压力。由此,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部署完全被打乱,不得不在保持攻势的同时还要紧急抽调兵力东防西堵。陈毅、粟裕则抓住战机,率华东野战军西兵团突然越过陇海铁路进入敌人兵力空虚的豫皖苏地区,迅速展开,机动作战,先后歼敌7万余人,开辟了大片新区,使得外线作战趋势已不可逆转。国民党军在陕北、山东的重点进攻久未取得决定性战果,而解放军主力已先后转入外线作战,迅速控制了大片地区,在中原地区形成了新的战略攻势,威胁长江沿线的国民党政权腹心地区。国民党军不得不收缩兵力,转攻为守,这又给了解放军在中原地区大量歼敌的战机,山东战场也得以展开反攻收复失地。从此,战争主动权转入了解放军之手,毛泽东天才的战略豪赌终于取得了成功。

众所周知,川陕根据地反六路围攻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然而,结果却是红四放弃川陕,有人说这是去接应红一方面军,其实这完全是次要原因,主要还是因为经过10个月的战争消耗,拖跨了川陕根据地,战争潜力几乎枯竭,红四必须寻找新的地盘寻求发展。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展开了对中共的全面进攻,毛泽东就想将战争引向蒋管区,在外线和敌人打,然而,内战初期国共的综合实力决定了我军在外线还无法和蒋军抗衡,所以,根据地实际情况,我军实施了在根据地内线作战或依托根据地作战的内线战略,大量歼灭敌军的有生力量,一般军友只看到军事上的辉煌胜利,歼敌巨大,但忽略了这是通过消耗本身就很有限的根据地的人力、物力、甚至地盘取得的,而根据地人力、物力、地盘是有限的,消耗到一定的时候,也就耗无可耗了,这就意味着,我军赖以打胜仗的基础就不复存在。

1947年七八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这一战略行动,恰似一把利剑插进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心脏,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从而扭转了整个战争形势,为夺取全国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刘帅曾指出“蒋介石的反革命战略就是要扭在我们解放区里打,消耗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趋于枯竭,走向失败。这一基本战略是世界战争、也是蒋介石反革命战争的经验。毛主席的战略指示:开始第一年是内线作战,也必须在内线作战,歼敌一百一十二万以后,转入外线作战,也必须是转入外线作战,步骤是明显的。”“内线作战时,我们是全民以赴,全力以赴,解放区经济被破坏了,不反攻到外线,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是不行的。”当时,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济源已经出现了老百姓逃亡现象,这已经是根据地经济崩溃的一个信号,刘帅在谈到严重性时指出“有演化成中央苏区结局”的可能。华东方面,我军丢掉了苏中、苏北、鲁南,在路中和敌军相抗,身后只剩几十个县还可回旋,余地甚小,粟裕在谈到当时山东的局面时曾说“山东的水都快喝干了”。因此,我军打出外线将是必然的选择!

今天,当我们隆重纪念千里跃进大别山70周年的时候,认真回顾和研究毛泽东对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谋划决策过程和历史经验,有助于帮助年轻一代了解解放战争的历史、了解我党我军的伟大领袖和统帅毛泽东对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卓越历史贡献、了解这一杰出战略作战胜利的奥秘。

也许有人问,出外线就必须去“大别山”吗?我认为这是八月初鲁西南的综合条件所决定的。

一、关于组织外线出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谋划

二、挺进大别山战略的演变

早在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战略反攻“是防御战的最精彩最活跃的阶段,也就是防御战的最后阶段。所谓积极防御,主要地就是指的这种带决战性的战略的反攻”。(《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4~215页)可以说,在战略全局上把战略防御导向战略反攻和进攻,由战略内线作战转入战略外线作战,同敌人主力进行战略决战,最后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军指战员的最大愿望。但是,由于敌强我弱和其他种种原因,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除了举行局部的战略反攻外,在战略全局上都不具备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的条件。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终于赢得了在战略全局上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的条件。此时,毛泽东准确地把握战略反攻和进攻的有利时机,正确运筹“大举出击,经略中原”这一宏谋大略,指挥我军转入战略反攻即战略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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